监管规则的收紧和风险环境的复杂化，正推动银行业迎来风控合规体系的重构浪潮。
2025年岁末至2026年年初，银行业迎来一波首席风险官与首席合规官任命高潮。在过去一个多月内，近10家银行加码相关人事聘任配置，而自2025年年初以来，已有超20家银行及分支机构的相关任职资格获监管核准。
这一趋势背后是《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设定的一年过渡期即将届满，《办法》要求金融机构在总部设立首席合规官，并将其列为高级管理人员。
监管大限催生“补位潮”
2024年12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办法》，明确金融机构应当在机构总部设立首席合规官，并规定首席合规官为高级管理人员，接受机构董事长和行长直接领导，向董事会负责。该《办法》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将过渡期设置为《办法》施行之日起一年。
随着过渡期临近，银行业首席合规官配备行动已进入冲刺阶段。2025年12月，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行、江阴银行、瑞丰银行等金融机构先后发布相关公告。
银行领域呈现“大中小机构齐头并进”的落地态势。华夏银行杨宏成为《办法》出台后银行领域首位获批的首席合规官；始兴大众村镇银行周伟则成为首位获批的村镇银行首席合规官。
首席风险官制度的建立则更早。早在2006年、2007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大行就已启动首席风险官管理机制。2016年原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规定，规模较大或业务复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设立风险总监。
岗位兼任与分设模式并存
在首席合规官和首席风险官的岗位设置上，银行业呈现出“一人兼任”与“独立分设”两种差异化治理格局。
高管兼任成为主流选择。股份行中，民生银行由副行长黄红日兼任首席合规官，平安银行则由行长助理兼首席风险官吴雷鸣统筹合规工作。城商行和农商行中，南京银行行长朱钢、江阴银行行长倪庆华均同时承担首席合规官职责。
两种治理模式在实践层面展现出不同的适用逻辑与治理特点。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采用“一人兼任”模式，通常在组织顶层实现了风险与合规管理的决策统一，有助于在战略层面快速形成一致应对，尤其适合业务结构相对集中、决策链条需要高度协同的中小规模银行。该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在复杂风险事件中实现快速响应与资源调配，提升管理整体效率。
相较之下，“独立分设”模式则更加凸显了风险防控体系中的专业制衡与深度聚焦。在业务多元化、跨境经营活跃的大型银行中，独立设置的首席风险官与首席合规官可分别带领团队实现专业化纵深发展，构建双重检视与制衡机制，从而在组织结构上强化风险抵御与合规监督的独立性、系统性。
“两种模式的选择，实际上反映了不同银行在发展战略、业务复杂度和公司治理成熟度之间的差异与权衡。”上述研究人士认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其制度效能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实现风险与合规职能之间的有机协同与系统联动。在理想运行状态下，合规职能应及时传导监管政策变化与内部控制薄弱环节，风险管理部门则需据此动态优化风险策略与压力测试框架。通过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沟通、信息共享与联合评估机制，最终形成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治理合力，从而在制度层面筑牢银行业稳健经营的防线。
“守门人”能力模型将重塑
首席风险官与首席合规官岗位的密集设立，对银行业人才储备提出了新挑战。“一线业务经验+跨区域视野+专业资质”成为岗位核心诉求。
从已披露的任职信息来看，复合型人才备受青睐。以平安银行拟任“双首席”的吴雷鸣为例，其拥有金融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履历覆盖多家机构，长期深耕信贷审批、风险管控等核心领域。
面对人才竞争加剧，一些银行选择市场化“海选”方式招聘首席合规官。江西银行、上饶银行等机构打破传统选拔模式，面向市场公开招聘。这些岗位要求应聘者须具备8年以上金融或法律合规经验，部分岗位明确优先考虑司法系统工作经历。
薪酬水平也水涨船高。按照《办法》规定，如果首席合规官称职，其年度总收入原则上不低于同等条件高级管理人员的平均水平。据媒体报道，某上市银行公开招聘信息显示，该职位的参考月薪资水平可达10万元至13万元。
在金融监管持续趋严的背景下，银行业罚单数量与金额仍处高位。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2025年，银行业收到6521张罚单，罚没金额26.41亿元，较2024年增长44.95%。违规案由主要集中在信贷业务违规、内控制度不健全、反洗钱业务违规等领域。
上述研究人士表示，有效的合规管理，其价值不仅体现在规避监管处罚、维护机构声誉和减少直接经济损失上，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从源头上缓释因不合规操作所诱发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这标志着合规职能从传统的“成本中心”向“价值守护中心”演进，成为银行稳健经营的内在稳定器。
“展望未来，银行业合规治理体系预计将沿着更为制度化、精细化的轨道演进。”他认为，银行业合规管理工作将呈现几个关键态势：一是治理机制从形式完备走向实质深化，权责划分将更为明晰和刚性；二是伴随职能重要性提升，精通业务、熟悉法规的复合型合规人才将日益紧俏，人才竞争持续加剧；三是合规文化将从高层倡导全面渗透至全员意识与日常行为，内化为机构的主动追求。
在此背景下，首席合规官作为合规体系的枢纽，其能力模型亦需相应升级。上述研究人士指出，其核心能力应聚焦于四个维度：首先是深刻的业务洞察力，必须深入理解银行各项主营业务的内在逻辑与风险点；其次是精准的监管解读力，能准确把握监管政策与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与演化趋势；再次是高效的执行推动力，能将合规要求转化为可落地、可检查的管理流程与技术控制；最后是关键的跨部门协同力，能够有效协调前中后台，确保合规理念在业务全链条中得到贯彻。这四项能力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首席合规官支撑有效治理、创造合规价值的关键支柱。
随着过渡期临近结束，银行业将完成首席合规官的配备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确保这些“合规守门人”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推动银行业从“被动监管遵循”“主动合规治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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